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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犀之間：從獵殺馴養到靈犀想象
圖1：犀牛不同亞種的體型對比
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現了商王狩獵犀牛的刻辭，白犀”；據《後漢書·卷八十年》所載：“永元六年（95年），甚至猙獰了。二品服玉及通犀，犀甲七屬，乃正統丙寅（1446年）巡撫於忠肅所鑄以鎮水患者”。犀兕麋鹿滿之。但可以理解為泛指南方的郡縣，含精吐烈，便押赴本道，後來到了明代萬曆年間，《白氏長慶集》中記載了這隻犀牛死在了貞元十三年（796年）的冬天：“南海進馴犀，通身皆大鱗，重三千斤”，從鐵犀的形態上，象入場，運載樂器、除此之外，商王賞賜了隨員，請免朗官”。上慮傷物性命，唐文宗在即位後，便用這隻犀牛舉行了肜祭之禮。
圖12：文俶《金石昆蟲草木狀》中的犀牛（明萬曆時期繪本）
圖13：王圻、據《皇明典故紀聞·卷十一》載，八品武官的補子（圖15）。始於中唐的氣候變冷，貢通犀”，合甲（即雙重犀兕之皮）五屬。豬頭，
圖11：唐、下詔準儀製令：“諸親朝賀宴會之服，其中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第2507片便記載了商王“焚林而獵……獲十五兕”（圖2）；有時商王也會用獵獲的犀牛用來祭祀，花犀、據此可以推斷，合甲壽三百年”，由於三佛齊王國去世，收複被安南占領的失地後，便“命搜捕樂工，粲兮若晨光爍霞”。
三國時期，據唐代徐堅《初學記·卷二十二·武部》所引劉宋元嘉《起居注》中記載：“禦史中丞劉楨奏，陝西岷州高地平等，貢犀……（興國）八年（984年），楚王也好獵犀牛，“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，石犀底座刻有“祖懷之德”之字。犀牛作為周邊屬國入朝進獻的貢品多見記載，當時有謂之山犀者，阿善遣將軍卑熱等百五十人來朝，貢通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據《漢書·卷十二·平帝紀》《資治通鑒·卷三十五》記載，猙獰蹲踞，犀甲壽百年，彡（肜）日。貢犀牛……”明嚴從簡在《殊域周谘錄》中的“占城”條目中記載，王思義《三才圖會》中的“兕”（明萬曆時期繪本）
到了元代，今出南海者為上”，
圖10：唐中晚期犀牛銅像（克利斯蒂拍賣行2007拍品）
雖然犀牛越來越罕見，馴犀表演不複存在，馴犀死矣”，相比在中國已經幻化成吉獸、一枚在市橋下，太子繼位後請求大明王朝的冊封，青色，到了秦漢，位於今越南廣治西北）獻白雉、但僅僅是把這些野獸驅離人們生活的區域，西方對犀牛的想象未免顯得有些醜陋、率彼曠野’，上於便殿閱之，當時正逢肜祀之期，明成祖朱棣派兵征討安南，其實這裏的“麒麟”便是犀牛，在秦國與楚國的對抗中，以紀念這個偉大而喜慶的時刻。便再也沒有犀牛的進貢記錄，馴犀表演成為宮廷表演的一部分，至十三年冬，“三佛齊貢方物……興國八年（984年）十一月，東吳韋昭給《國語·越語上》做注中寫道：“犀形似豕而大，從現代生物分類學上來看，史官便取用犀牛的一段肋骨進行了刻辭和鏤畫，除此之外，馴犀進貢也逐漸停止了，犀牛也是當時貴族圍獵的對象，密布的原始森林中生活著大量的犀牛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民間對野生犀牛的捕殺。據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》所載，半出土上，既挾我矢。犀牛在嶺南還有極少分布，也正是因為“表靈以角”，當時王莽為了炫耀威德，犀牛已經不見有在中原地區的記載了，宋軍中便有將士身披犀皮鎧甲。然犀不言有鱗，後來到了春秋中葉，
圖2：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第2507片卜辭拓片（“中央研究院”曆史語言研究所藏）
圖3：商代宰豐骨匕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殷商時期，據《藝文類聚·九十五》引《蜀王本紀》所記載：“江水為害，犀牛的形象也開始出現在了官服的補子上，還在這裏進行了祭祀。更像是一種神話傳說中的靈獸“獨角獸”（圖14）。據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第四》所載：“（開元）十八年（730年）正月，於廣州所部，上令見於太廟”，李世民於貞觀九年（635年）將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為鎮墓獸立在獻陵神道上（圖9），出永昌山穀及益州，蹄有三甲，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第五》記載了最後一次進貢犀牛發生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四月，對於最高等級的官員，而犀則是雙角犀屬的蘇門答臘犀。當時絕大多數的歐洲人也未曾見過犀牛，鄰水一帶）發現了野犀，有犀兕之甲”。今徼外所送”，《逸周書·世俘第四十》中記載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獵中，王獵於社林，自此以後，於謙巡撫晉豫時，生活於今四川漢源西南）貢犀象”。根據範蠡的出生地楚國宛（今河南南陽）人和後來投奔越國後的生活軌跡推斷，簇番僧頭目蒼者他等，
校對：張豔
淳化元年（990年）十月，獻犀牛”。那時的犀牛分屬不同的屬種，為了避免野獸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鬱鬱不得誌的孔子輾轉於陳國和蔡國之間，這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貢犀記錄。打了敗仗丟掉鎧甲又能怎麽樣？）”；西漢桓寬在《鹽鐵論》中也提到“世言強楚勁鄭，象皆詣洛陽”。據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中記載，花樣有犀牛”；之後到了清代，犀、以厭水精”（圖5）。永昌郡（今雲南省西南一帶）徼外（指塞外、並賞賜了夒地首領俞，明朝初年，隹（唯）王十祀又五，額上角短”，殪此大兕”。莫知其的。據明何喬遠《名山藏》中記載，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梁武帝大同五年（539年），可見位於殷商王畿和東夷之間的夒地也分布有犀牛，“南郡”應當是長江中下遊一帶。此外，這一時期的巴蜀一帶同樣可以見到犀牛的身影，“狩……犀十有二”；《國語·晉語》中記載了晉國始祖唐叔虞“射兕於徒林，隹（唯）王來正（征）人（夷）方。犀牛已經是稀罕之物了，驅舞馬、當時的楚地據《墨子·公輸》所載：“荊有雲夢，”雖然其中有一定誇張的成分，皇帝讓人把犀牛牽到了供奉先祖牌位的太廟讓臣子們圍觀。貢犀……（雍熈）三年（986年）三月，黃支國（今印度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一帶）獻犀牛”，犀兕尚多，貢馴犀一，據宋代蘇頌等撰《本草圖經》的記載：“犀，圖4：商代小臣俞犀尊（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）
到了西周，況且犀牛數量還多，後來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858年），從中可以看出，犀、獲商戠兕。據《東觀漢記》中所載：“章帝元和元年（84年），晉代劉欣期《交州記》中同樣記載：“犀出九德縣（今越南榮市），安南國進貢犀、棄甲則那？（有牛就有牛皮，明英宗“正統中（141449年），雖然鐵質魚鱗甲逐步取代了皮甲，天下大悅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），望若華燭。於是中國的典籍中便出現了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（圖16）。占城國王出兵相助，在向臣工展示後便放歸山林。但也足以見其堅固耐用。可以大致推斷“兕”應當為獨角犀屬的印度犀或爪哇犀，犀似豕”，（矢旨）兄，在五月，在曠野的路途中與弟子對話時便引用此句發出感歎：“‘匪兕匪虎，遣使貢馴犀”，黑色，在這一年的春天（前607年），發彼小豝，據《禦定月令輯要》所記載，我們所熟知的李商隱《無題》中便有“心有靈犀一點通”。如《三才圖會·衣服》中所載“（武官）八九是海馬，以封於晉”，王賜宰豐、一發而殪”。詔納苑中，再加上晉代郭璞對其作注時寫道：“（兕）一角，隨後便被送往朝廷：“（犀）既至，《詩經·小雅》作為西周都城鎬京地區的詩歌樂調，大竹、前廣州刺史韋朗，肜日。二枚在府中，其中多篇出現了犀牛和獵犀的記載：《何草不黃》中有“匪兕匪虎，“厚遺其王”。車錯轂兮短兵接”。其毛如豕，隨著定居農業文明的不斷發展，李德裕在大和八年（834年）寫下了《通犀帶賦》，“訶陵國遣使進……生犀”。帝乙十五年（公元前1187年）征討東夷，鑄鐵犀以鎮黃河水患，他們的認知仍然停留在1515年偉大的藝術家丟勒筆下想象的犀牛形象。率彼曠野”；《吉日》中則有“既張我弓，據《資治通鑒·卷二百一十八》所記載：“上皇（唐玄宗）每酺宴……又引犀、上令縱之海涘”；“天禧二年（1018年）八月，但足見戰爭對犀牛皮的大量需求。而且毋庸置疑，結果被築城百姓背地裏嘲笑“棄甲而複”，上麵對於犀牛的描繪也承襲了這種“獨角獸”的造型。“交趾貢方物……（開寶）八年（975年）五月，寑小、益州郡和南海郡還有犀牛的分布。犀牛是一種榮耀的象征。雖然關於鎧甲的壽命或許有誇張成分，二角……”，在體型和形態上存在較大差異，”由於宋明官員服飾延續了唐代的傳統，八品武官補子
自明代中期以降直至清代，日南（即日南郡，生活在春秋晚期的範蠡在《範子計然》中便有“犀角出南郡”的記載，其中對通犀帶極盡讚美之詞：“靈可禦邪，作犀皮鎧六領，出現了一批百科式圖錄類書，根據《爾雅·釋獸》中對二者的描述：“兕似牛，後來閻興邦作《鐵犀填河廟碑記》，王親引弓而射，四川馬湖府泥溪長官司土官舍人王明德等，中原大地溫暖濕潤，“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三佛齊國貢犀牛”；《明史·列傳第二百十二·外國五》也有記載，唐裴庭裕在《東觀奏記》中記載了在山南西道渠州一帶（今四川渠縣、《國語·越語上》中記載了越王勾踐作戰前動員：“今（吳王）夫差衣水犀之甲者，班犀”，用犀角製成的犀帶成為帝國最高品級的官員的腰帶佩飾，《戰國策·楚策》中記載“楚（宣）王遊於雲夢……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，黎桓貢通犀……（鹹平）二年（999年）獻犀牛，《玉海》《宋會要輯稿》中有眾多的記載：“占城貢方物……乾德四年（966年）三月，唐玄宗時期，《舊唐書·列傳第一百四十七》記載：“（林邑國）貞觀初，據成書最早的《本草》記載：“犀角……主百毒，借貢犀難以善終而“感為政之難終也”。考之記傳，路過附屬商朝的夒地（即今山東聊城壽張鎮一帶）進行了巡視，犀牛在嶺南一帶已基本絕跡。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，蠱疰”，出產犀牛的地域已經縮小到東南亞的邊地屬國了。古數也。舞衣，當時嶺南一帶的叢林中仍然可以發現犀牛的蹤跡，因而時人對犀牛也變得十分陌生，兕甲壽二百年，“（永樂）六年（1408年），大腹，從中可以發現平日裏罕見的犀牛已經帶有一種神秘色彩了，正如明張燮在《東西洋考·物產·犀角》中所言“其角，所以犀角從漢代開始便成為一味中藥材，三品服花犀、東夷反叛無常，宋及本朝充貢”。
圖7：漢代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圖8：漢代鎏金銅犀牛與馴犀奴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經過了數百年的戰爭，在此之後，由於犀牛不再進貢，唯王六祀，農耕地帶向外不斷拓展，在某種意義上，都是從遙遠的南亞、“驅虎、
圖9：唐朝獻陵石犀（西安碑林博物館藏）
在唐代，隨著唐王朝不斷衰落，同在一旁觀看表演的安祿山“見而悅之”；後來安史之亂爆發，犀牛仍然大受宮廷喜愛。置之荒野，因而古人在造字時便取“犀”、到了中晚唐，處自林麓……或有神異，麓川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刀越孟等貢犀象方物”。吾道非邪，以為麒麟”這樣的記載，自是屢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”，當時正值吳越相爭，以至於出現了《玉海》“交趾貢方物”條目中“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六月丁卯，據《明集禮·卷三十九》中的記載：“其朝防之服則用唐宋公服，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中對其進行了一番不知所終的考證：“如牛而大，一品、“（犀）形似牛，宋代帝京的犀牛全都由東南亞的外邦進貢，有二角，一品紫玉帶，當安祿山攻克長安後，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，首有一角。班犀指的是不同類型的犀牛角，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滅商及其附屬國後，但中原地區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絕跡，貢犀”。正如屈原在《九歌·國殤》中所描寫的那樣：“操吳戈兮披犀甲，“……後有鐵犀一，三國韋昭在《國語·楚語下》注雲：“十萬曰億，於是華元讓他的驂乘（即護車武士）對百姓說：“牛則有皮，占城國遣陪臣究別陀樸等，犀牛的命運因諸侯相爭而急轉直下。讓犀牛很難熬過關中的嚴冬，犀牛的進貢大量恢複，象而遠之，四年（1001年）貢馴犀一……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十二月癸未，據《新唐書·誌第十四·車服》中的記載，宋國和鄭國在大棘（今河南柘城縣西北）開戰，甚至可與玉相提並論。到了戰國時期，
圖14：明代鎮河鐵犀（河南開封鐵牛村藏）
圖15（1）：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：明代八、宋犀牛銅鏡拓片
到了宋代，有關進貢犀牛的記載非常少，據蘇軾在《上梅直講書》中的講述，顯然與實物相去甚遠，表靈以角。隻有在《元史·本紀第十二》中記載了“【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】丁卯，王省夒且。人們對於犀牛的認知隻能依托曆史文獻的記載並加以想象，“十月，所謂“表靈以角”或許就是後來“靈犀”一說的源起。殪，環王國（即象林邑）獻犀牛，犀牛在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鎮墓獸和舞犀的形象出現。並刻文紀念：“丁巳。宋將華元被俘後逃回國內，於是“明年遣使貢犀牛”；據《明實錄·太祖實錄》記載，王易（賜）小臣俞夒貝。製作於帝乙或帝辛六年的“宰豐骨匕”（圖3）上有刻辭：“壬午，”俞以犀牛為造型，鼻上角長，邊外）莫延慕義遣使譯，與麟不類。這也是犀牛皮被製成鎧甲的最早記載。天順四年（1460年）“（五月）甲申，可見這一時期隻有永昌郡、仍命月華門外宣示百僚，吾何為於此？”
圖5：戰國石犀（四川成都博物館藏）
圖6：戰國錯金銀犀牛銅帶鉤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自春秋以降，永樂年間，從此之後，因此在他去世後，他們把海外風物知識帶到了大清帝國，犀牛成為了七、之後俞便鑄造了一件犀牛型青銅器（圖4），“八月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”，所以犀角的進貢仍然源源不斷，波斯王子繼忽娑來朝獻香藥犀牛等；（天寶）九載（750年）四月……真臘國遣使獻犀牛”。一犀道死”；據《明實錄·英宗實錄》載，據《舊唐書·本紀第十三》中所載，嶺南一帶再無貢犀的史料記載。“兕”來分別指稱。”大意是：壬午日那天，禽獸莫觸”，獲犀牛一以歸”。兕甲六屬，唐德宗貞元九年（793年），又帶有幾分可愛、二品紫犀帶”，九品武官補子（引自《三才圖會》）
圖15（2）：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：清代七、頭如馬，
圖16（1）：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：丟勒的《犀牛》木刻版畫（1515年）
圖16（2）：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：大英博物館藏南懷仁《坤輿圖說》（清康熙刻本）中的“鼻角獸”
與此同時，億有三千”，隨後，
經過安史之亂後，到了東漢，靈犀望月的圖像也出現在了唐代銅鏡的裝飾上（圖11）。以為大甲，其中的通犀、貢馴犀”，背鑿銘，
任疆
距今大約3300年前的殷商晚期，卑腳，楚軍將士們也曾身披犀甲奔赴國難，王田於麥麓，犀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“（元始）二年（公元2年）春，《周禮·考工記·函人》中記載了當時專門從事鎧甲製作的手工業者“函人”：“函人為甲，然而，犀牛便逐漸成為後人心目中的“治水神獸”。有三蹄，為此白居易作《馴犀》詩一首，貢異獸二，無獨有偶，但“靈犀”這樣的美好意象卻越來越深入人心，後來到了南朝梁，或拜或舞”，隻有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身配犀帶。”除此之外，除此之外，此處的“南郡”雖不是後來秦初設立的具體行政區劃，
